一個民主與獨裁政府都想掌握的力量!─《清點每一個人》
民數記
二○二○年,全球人口逼近八十億大關,而我們可望在二○二三年達到這個里程碑。一個世紀以前,也就是一九二○年,全球人口為十八億。一八二○年時,人口突破十億 ── 雖然追溯的年代愈久遠,我們愈無法確定人口的數字到底為何。光是從數量上來看,智人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動物物種之一。今日,即使是在居住環境最惡劣的南極洲,也有超過一千名流動人口。或許南極洲還算不上是最不宜居的地方:我走筆至此的此刻,在我的北北東方、北緯五十一度、距離地表上方兩百五十英里處(注:約四百零二公里),還有三個人住在國際太空站裡。
但事情不是一直如此。大約在三十萬年前,智人出現在非洲的天空下。一直到十萬年前,我們的祖先大概都不曾超過一千萬人,但他們用適應力來彌補人數上的不足。他們從非洲往外開枝散葉,進入歐亞大陸、大洋洲,最後到了美洲。當然,那一千萬個人全都對這種跨洲的興旺繁衍一無所知。
在〈創世紀〉裡,上帝答應讓以撒的後裔加增,「像天上的星那樣多」,這個比喻看似清楚明白,但自古以來,這其實是個令人費解之謎。肉眼能看到的星星數量其實少得可憐:大約只有九千顆。石器時代的天文學家仰望天空時,絕對不可能知道那裡還有更多星體存在。在望遠鏡發明問世之前,繁星之浩瀚不過是一種印象,而非可以驗證的事實。
不過,與地上人間相比,穹蒼還是擁擠得多。史前時代人煙稀少,地球上的人類以小型的狩獵採集者群體謀生。一個人一輩子打過交道的人數,不曾超過幾百個人。基本的社會單位,也就是所謂的「游群」(band,或是部落),大約由十到五十人組成,這些人都有親屬關係。接著,幾個游群會形成更大型的團體,他們緊鄰而居,合作從事諸如打獵等活動。演化心理學家羅賓.鄧巴(Robin Dunbar)有一項廣為人知的觀察指出,人類只能維持大約一百五十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。鄧巴主張,這個限制天生存在於人類的大腦新皮質裡。我們大腦灰質的量顯示了我們能維持親近關係的容納量。鄧巴指出的數字是自然、自我調節的人口規模,是早期人類團體不需要更繁複的社會結構就可以長成的最大規模。在這些緊密交織的團體裡,成員的身分不需要正式化,也不需要計算人數。人人彼此認識。他們不必刻意費什麼勁,也能追蹤彼此在社群生活裡不可或缺的義務:她分給我一些莓果;我做一個矛頭給他。
確實,嚴格的量化或許不可能做到。有些最古老的語言沒有數字的語彙,像是亞馬遜河流域的皮哈拉族(Pirahã)和澳洲北領地的瓦爾皮瑞人(Warlpiri)所說的語言。BBC記錄片《一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1)裡有一段訪談,年輕的瓦爾皮瑞人李歐.揚皮金帕.韋恩(Leo Jampijinpa Wayne)向長者亞帕爾亞里(Japaljarri)的提問。
「您有幾個孫子啊?」李歐用瓦爾皮瑞語問道。
亞帕爾亞里回答:「很多。貝揚、帕倫、亞馬來、揚岡,」每說一個名字,他的右手食指就在紅土上畫一筆。「很多。」
智人出現後,大概有長達二十九萬年的時間,這都是最接近普查的事物。
落實公民義務
後來,改變終於出現,更大的部落形成了:游群形成有共同文化和語言、由社會階層所統治的聚落。在美索不達米亞,人類種植作物,學習農耕,利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每年泛濫沖積而成的肥沃土壤。大約在六千年前,最早的農業文明興起,也就是蘇美城邦。又過了大約一千年,這些城邦中,有一座城市已成長到足以在城牆內容納五萬多人的規模。如今那座城市已然消失,約略位於現代的巴格達和巴斯拉(注:Basra,伊拉克第一大港)之間,名為烏魯克(Uruk),我們所說的伊拉克(Iraq)就是由此而來。
今日,我們通常以五萬人做為城市人口的門檻。對於生活在五千年之前的人類來說,這想必是一個幾乎無法想像的數字。但是,許多現代城市的人口規模都遠遠大於這個數字。畢竟,現代的城市光是一座建築就能裝得下五萬人,比方說洋基球場。
在過去數十年間,認知科學家開始研究「數字感」(number sense)這個概念,也就是我們判斷數量的能力。我們似乎有好幾種認知機制,可以用來做這類的判斷:有用於極少數量的(三或四),有用於中等數量的(或許高達一百),也有用於大數量的。但是,一般來說,這些研究都側重我們如何點算簡單的物件或抽象的形體。由於人類演化為社群動物,我們應該可以合理推測,我們對人的數字感會與對螢幕上圓點的數字感有所不同。
這個特殊的例子雖然還沒有什麼研究,不過我們靠著內觀就能驗證。我們可以輕輕鬆鬆一眼就目測出五到十個人:比方說運動隊伍。但是,如果是同在一間教室裡的二十五個人 ── 這個人數少到足以迅速估計,但是無法立刻認出誰在場、誰沒來(教師每天點名是有道理的)。大廳電影院能容納更多人,可能一百到兩百五十個人 ── 顯然比一間教室多,但仍然還在可以合理估計的範圍內。許多音樂廳的容納人數至少是電影院的十倍,而從舞台往觀眾席望去,你大概還是可以區分米蘭斯卡拉大劇院(La Scala)的兩千人,以及倫敦皇家亞伯特廳(Royal Albert Hall)滿座時的五千人之間的差異,但是你內在的數量感至此大概已經撐到極限了。
等到數量進入下一個等級,如烏魯克的人口、體育場的群眾以及更大規模的群體,即使是最粗略的數字感似乎都已經崩垮。美國前總統川普二○一六年的就職典禮出席人數估計,從二十萬人到九十萬人都有(姑且不論他自己誇大宣稱的超過百萬人)。公元前四八○年的溫泉關(Thermopylae)戰役中,據說波斯軍隊有一百萬人,雖然現代學者相信人數應該比較接近十萬人。面對這樣的群眾,目測不是那麼有用,因為觀察者不可能有接觸十萬人的直接經驗。要讓視野一次涵蓋這麼多人都很勉強。無論是從華盛頓紀念碑的觀景台俯瞰,還是從山頂瞭望古老的戰場,遠處的人影都會變得模糊,化為無法點算的群眾。我們從事狩獵採集的祖先從來不曾需要、因此也從未演化出這種直接估算如此大數量的感知或認知能力。我們只能從憑藉感覺轉而運用推理來做到大數量的估算:刻意、抽象、講求方法的計算。
城市等級的群眾規模所帶來的不只是理解問題,還有協調問題。每一個社會都建構於相互義務網之上。在狩獵採集者之間,這些義務或許可以在人與人之間直接維持。每個人都知道其他每一個人的工作。債務會自動強制執行。這種人人心裡都有一本帳的制度,可以透過社會次結構(部落裡的家庭,王國裡的部落)適用一陣子。但是,到了某個時候,就需要更繁複、抽象和正式的社會慣例與體制。
蘇美城邦之所以能夠繁榮,原因就在於專精分工和交易得以推動,像是陶匠可以用陶盤和農夫交換穀物。但是有些必需品落在以物以物的結構之外:我們無法以個人名義購買、但必須共同商定的事物,像是司法制度、集體自衛,或是建造一座神廟,安撫會降禍報復的洪水之神。
無論有貢獻與否,經濟學家把這種能讓社群裡的每個人都受惠的事物稱作公共財(public goods)。但要是沒有人貢獻,公共財就無從產出。在一個村莊裡,同儕壓力或許能發揮強迫自願貢獻的作用,而城市的出現伴隨著隱私的可能性。在城市裡,人可以躲在人群裡,躲避純自願性質的公民義務,而不必害怕遭到責難。反之,歷史上強制課徵稅賦、以威迫的方式徵收每一位公民生產成果的政府俯拾皆是。稅賦的形式可能是金錢或穀物,或是公民自身的勞動力(從更廣泛的角度理解時),像是徵兵或是徭役,一種為了建造道路、運河或金字塔而為的公民徵召。為了大規模落實這些正式公民義務,必須有人清點人民、評估他們的義務,並登記和審查這些義務的免除。有效的行政管理有賴統治者對被統治者(王國的子民)之知悉。人口普查於焉誕生。
安德魯・惠特畢(Andrew Whitby)
牛津大學計量經濟學博士,於世界銀行發展數據組擔任資料科學顧問,從事視覺化、溝通與戰略工作,致力於研究全球經濟創新、成長與發展。在此之前,惠特畢以研究員與經濟學家的身分任職於英國創新智庫NESTA,處理社會政策和經濟監管方面的各種問題。
早在十年前,惠特畢開始他在牛津大學的學術生涯時,就想過寫一本以人口普查為主題的書。雖然事隔多年後,他才實踐這個想法,但在NESTA與世界銀行工作時,惠特畢一直與人口普查與統計相關主題有著若即若離的緣分,也在一次又一次協助調查時,讓寫這本書的想法更趨成熟。
惠特畢認為,儘管當前人們為大數據分析與這種新的統計視野感到興奮,但通過公部門的人口普查來了解社會,仍是最關鍵與核心的方式。他希望《清點每一個人》能使讀者透過解讀特別的量化觀點,理解人口普查如何從滿足統治者的行政管理需求,最終發展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。